粉碎“四人帮”的史实和疑点:从酝酿到动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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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9-12

他们都非常喜欢这首歌,也希望可以给更多的人力量,有梦的人都是伟大的,就看你相信什么,坚持什么。《在火光中唱歌》伴着炎热的三伏天发布,无疑给燥热的夏季燃起了一团熊熊燃烧的梦想之火。

  在黄兴国的日记中写道:“说起律师工作,大家可能都会联想到自由的时间,体面的收入,法庭上侃侃而谈的形象,常年入围十大最有发展的职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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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只有时刻考虑人民群众的获得感,才能构建一流的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。(责编:董晓伟、黄策舆)

    “现在我的家乡,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。”来自新疆的如克亚木·麦提赛地代表动情地告诉中外记者,“乡亲们都发自内心地说,习近平总书记亚克西,党的政策亚克西。” 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,是极不平凡的5年。短短的“代表通道”上,浓缩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、发生的历史性变革。

  按照“十三五”护理规划,到2020年,全国护士队伍将达到445万人。把护理服务从医院延伸到社区和家庭,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护士队伍,另一方面要加强老年护理员队伍建设。二是解决照护谁的问题。我国正在制定关于老年照护评估的标准,通过评估决定这些老人是要进行机构护理,还是社区护理、家庭护理。在医疗机构,可能需要由医疗保险来支付。

  2日,中乒赛将在混双项目上产生首枚金牌,女单连赛两轮决定决赛对阵,男单则诞生四强。(责编:杨乔栋、杨磊)

   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钟朱炎提醒台湾青年要有清醒的辨识力,对于网络上诋毁大陆、激化两岸矛盾的言论要认清,“不要用听的,要用看的,台湾青年要亲自来大陆看看,亲眼目睹这里的建设与发展、了解当地民众的工作与生活,才能为下一步究竟怎么选择做好决定。

关于粉碎“四人帮”的历史事件,学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。 由于缺乏档案文献,研究者主要依据回忆和口述资料来梳理和讨论。 亲历者和当事人的记忆多有龃龉和出入,研究者关于一些史实特别是细节的叙述也不尽一致;至于种种未经证实的说法,在坊间更有不少流传。

抓捕“四人帮”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层权力更替,政治风险极大。 笔者猜测,出于谨慎和保密,除了笔记、日记、字条之类的个人资料,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献。 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,相关研究还要基本依靠回忆和口述的进一步披露来深化。

从回忆和口述看,整个事件的主动当事人(以下简称当事人。

笔者将该事件的当事人分为主动方和被动方,决定和实施抓捕者为主动当事人,被抓捕者为被动当事人),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:第一个层级是决策层,即华国锋、叶剑英、汪东兴、李先念、吴德,核心人物是华、叶、汪;吴、李参与商议较多;陈锡联、苏振华、纪登奎、陈永贵、倪志福或者参与过商议,或者知情。 第二个层级是领导指挥层,主要人物是汪东兴、吴德。

第三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层,主要人物是张耀祠(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)、武健华(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)和吴忠(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)、耿飚(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)、邱巍高(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)。

第四个层级是具体执行层,即直接参加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官兵。 需要说明,还有几位当事人如李鑫(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)、周启才(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)作为文件起草者,亦部分参与了事件,了解一些情况,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。 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最值得重视。 从还原历史的要求说,回忆和口述是记忆性史料,虽属第一手资料,但不宜简单采信,而需要与其他史料比对和参照,或证实,或证伪,或存疑。 本着上述要求,本文对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以及相关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实作一综述,并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问题。

解决“四人帮”问题的酝酿:叶、汪四次密谈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一个广为宣传的说法,是毛泽东生前即对“四人帮”问题早有察觉,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,1975年5月就说过他们的问题“上半年解决不了,下半年解决;今年解决不了,明年解决;明年解决不了,后年解决。 ”(《人民日报》《红旗》杂志、《解放军报》社论《伟大的历史性胜利》,《人民日报》1976年10月25日)今天看来,这显然是政治策略说辞。

毛泽东所说的“解决”,同采取强力措施的“解决”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。 那么,采取强力措施解决“四人帮”究竟是如何酝酿的呢?现有回忆和口述史料表明,最早酝酿的是叶剑英。 据对王震、王石坚和聂荣臻秘书周均伦的访谈,毛泽东生前,叶剑英就曾同王震(时任国务院副总理)、聂荣臻(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)等人谈过解决“四人帮”的话题;毛泽东逝世后,叶剑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将帅议论过此事。 据对云杉的访问,叶剑英曾邀请乌兰夫(时任中共中央委员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)谈话,征求意见;乌兰夫明确支持叶的主张。 据对李德生(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沈阳军区司令员)的访谈,他去看望叶剑英,叶曾暗示他当务之急是果断解决“四人帮”的问题。

(参见《叶剑英传》,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)李德生在回忆录里也谈及:毛泽东逝世后他到北京参加治丧活动期间,曾去看望叶剑英,叶谈了当前形势,还开着收音机谈话,他明白叶是用这种方式征求意见,要果断解决“四人帮”的问题。

(《李德生回忆录》,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)最值得注意的是,《叶剑英年谱》称,毛逝世后几天,叶剑英便同汪东兴就国内局势和“四人帮”问题交换过意见,时间是1976年9月12日和13日。 (《叶剑英年谱(一八九七——一九八六)》下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)过去的说法,都是华国锋与叶剑英商量之后才与汪东兴沟通的。 《叶剑英年谱》修正了这一说法,表明华、叶商谈之前,叶、汪已经议论过。

叶、汪交换意见的情况,《叶剑英年谱》语焉不详;武健华前些年和2013年发表的文章,则有详述。

据武健华说,9月12日至10月4日,叶、汪曾四次密谈。 9月12日,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吊唁和守灵,上午休息时在福建厅与汪就政治局势交换意见。 两人都感到局势的严重;叶指出“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,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”。

9月15日,叶又到人民大会堂守灵,并会见前来吊唁的各国外宾。

会见外宾后,叶在东大厅南侧一间办公室,再次同汪交谈,叶提出“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,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,甚至倒退失败”。

(武健华《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》,《炎黄春秋》2013年第2期)武文不仅证实了《叶剑英年谱》所说,而且远比《叶剑英年谱》具体。

武不是酝酿此事的直接当事人,但系汪东兴(时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、中央警卫局局长)的直接部下;据他说,当时汪同华、叶交谈之后回来都与李鑫和他通气。 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谈时间,与《叶剑英年谱》不一。

查《人民日报》,9月11日至14日,叶连续四天去人民大会堂守灵,15日未去。

故武文所说时间可能有误,叶、汪第二次密谈当是13日或14日。

也有人说,叶剑英与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前后,已经就解决“四人帮”达成共识。 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叶选基(叶剑英的侄子)。 叶选基的根据,是1976年7月叶剑英曾去华国锋家拜访,表示支持华主持中央工作,提出党不能搞第二武装,直指“四人帮”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阴谋。 寥寥几句,看不出叶、华是如何谈及解决“四人帮”问题的。

关于叶、华这次谈话,其实熊蕾(熊向晖之女)的文章记述比较细致,而谈话的情况是叶剑英亲口向熊蕾父亲熊向晖(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,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)转述的。 据熊蕾所述,叶剑英同华国锋谈话,与熊向晖的建议有关。

叶、华谈话的时间是1976年7月,华称叶是“九亿人民的元帅”,表示了对叶的敬重。

叶主要问了华两个问题,一是治国方针,华说“举一纲抓两目”,“一纲”是阶级斗争,“两目”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;二是人事安排,华表示除非有主席指示,人事问题一概不动。

华向叶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,叶提醒注意民兵,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一个,不能搞多中心。

叶对他和华的面谈非常满意。

(熊蕾《1976年,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》,《炎黄春秋》2008年第10期)熊蕾的文章没有提及叶、华商谈解决“四人帮”问题的情况。

看来,这次谈话加深了叶、华彼此的了解,但说两人就解决“四人帮”问题达成了共识,则根据不足。